最近聽的是田原的個人專輯。已經多久沒有沒聽到負載著意境的音樂。音樂不只是歌，不是一些旋律歌詞拉雜在一起的東西，而是你能從中聽到連棉的音樂感、抽象的氣氛和意境。田原的歌便有這種一致感，你感覺到曲詞編監各個部份不是工廠的各個冰冷組件，而是有血有肉的有機體。

從主打及開首的《她和她的房間》已蔓延著的黑暗音樂感，左右聲道穿插著田原刻意拉扯的唱嗓，顯得十分陰鬱鬼魅。如《I see you》、《Who am I to whom》等等，那昏沉迷途的音色就像Massive Attack的《teardrop》的孩子。這麼有格調的迷幻美感，竟非來自英倫，而是產自內地。

田原的聲音或高或降，是女孩的聲音也是女人的聲音。那些色調灰暗的電吉他、合成器打造的浩翰宇宙，完全將專輯中其他類型的歌曲比下去。放在專輯最後的《Nuclear Angel》短短兩分幾鐘，旋律和唱腔真是美得悽涼，連著鋼琴的間奏，聽上去是甜膩，內裡卻是非常悲涼的情緒。Live版的鋼琴伴奏便是強化了這種音樂印象。

在田原的博客上看到她說，這張拉拖了七八年的新專輯收到不少負面評價，謂：

「新專輯出來了，看到的、聽到的最多是質疑。如果說心情不被此影響，肯定是扯的。許多人說聲音變了，許多人說不如第一張，許多人說很造作，許多人說很膩歪，許多人說很噁心……恩，我都接受。」

真離譜，這麼好聽的歌，不叫座也應該叫好。連一向吹捧獨立音樂的文藝青年們也頗有惡評‥‥‥好歌沒有好報，我接受唔到囉。

田原(2010)
田原
廠牌：東樂

• 01 她和她的房間 √
• 02 I see you √
• 03 Another Yesterday
• 04 拼圖遊戲
• 05 Locked in the moon √
• 06 放聲再見
• 07 Who am I to whom √
• 08 Jelly
• 09 花
• 10 Nuclear Angel √
• 11 Nuclear Angel (Hidden track) √

民主黨加入執政聯盟的決定，觀其兩年以來之行狀，既是預先張揚，也是命中注定。港府與民主黨表面上雖然一個是莊、一個是閒，一個是主、一個是客，但雙方的意識形態卻恰恰落在同一條經緯線上。家長政治和老人政治兩個概念，這次都在港府和民主黨身上得到了教材式的示範。合起來大概可以叫作「老人家長政治」。

家長治國．暗室政治

政制改革，牽涉整個政治制度的改變。制度是一國之本。政通始能人和。可是，港府處理政制問題，卻仍然是十九世紀式的密室政治、秘密談判，當中之變化運動，只在社會極小層面——北京、政府、政黨高層——之內流動。就連民主黨的中堅成員如退黨之鄭家富者，也僅在何俊仁等答應北京之杯酒釋兵權之後，到細節曝光、東窗事發之時才晃然大悟。一般黨員和支持者更是完全被蒙在鼓裡。

家長政治，幾千年中華文明之核心流毒也。統治者既是國家之首，也是廣大臣民之族長。君即天下之父。子女的人生大事尚且要依父母之命，國家政治大事，人民不需亦不用過問，一切都由家長決定。於是，港府官員空群而出大喊「起錨」，做的不是推銷員，而是傳令兵，知會大家而已。北京、港府都沒想過聽進任何異議，更不要說會因此而改變決定。而民主黨高層(當然要加上垂簾聽政，指點江山的司徒華)作出支持政府方案的決定，只是京城密使和這幾個人暗室談判的結果，而非整個民主黨的決定。而因為「爭取2012雙普選」而投票予黨的選民，在他們眼中更是輕於鴻毛。叫他們像公社兩黨般依議會政治的常態辭職補選，重新確認選民意志那樣守規拒，真是妄想。

聖人不死．大盜大止

至於司徒華這個垂垂老矣的老人，就更是將自己的意志凌駕一切。這個精於心術的老人身患癌症，一息尚存卻仍要指點江山，與晚年中風的毛澤東可說是殊途同歸。共產黨是黨先於國，百姓戰死餓死鬥死打死都好，黨的存在高於一切；民主黨是黨先於民主。在前有建制大軍、後有公社兩黨步步進迫的政治形勢下，黨性高於一切的司徒華決定犧牲選民的利益、泛民陣營的信任來跟北京簽下投名狀，換取民主黨的一條活路，妄想局勢粗安之後可以奪回民主城池。

此與宋朝之偏安江南一樣愚不可及。等著民主黨的是小圈子和功能組別議席的樂而忘返、是建制北方油水利益和諧一方之樂不思蜀。這樣的政治老人當然不是癌政上腦，而是聖人上身，終日以為自己是悲劇英雄，所以明明在做一件錯事也感覺極度良好。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司徒華身後的道德光環，就生出了李華明張文光這樣沐猴而冠的斯文大盜。拿著長毛的「癌症上腦論」大造文章，轉移視線，逃避眾人對之出賣選民的質問。既然轉變立場是那麼振振有詞，何需左閃右避？

民主黨人．落場做戲

民主黨人，是殖民地政府扶植出來的高材生，是不可一世的溫室植物，是大家長懷中的心肝肉兒。他們過著名利雙收的日子廿年了，當然就不習慣殺出社民連和公民黨跟他們爭風頭。他們心裡在意到不得了，在意公社兩黨近年得到的關注和掌聲。他們心理太不平衡了，往日他們明明在風頭之上，現在長毛這些「激進分子」搶盡了他們的風頭，怎麼辦啊？

如劉慧卿這種思考格局小裡小氣、不可一世，但其實已黔驢技窮的政客，當然樂於走去建制派動員的群眾前接受歡呼，明知這些人示威集結後有海鮮餐觀光遊作補償，她也樂得假戲真做，趺落地也抓回一點心理補償的沙子。正如所謂的「民主成份」，也不過是一台戲。而民主黨現在也願意落場去民主戲一場了。

富士康工廠十幾連跳，是和諧社會的絕勁雜音。當代中國工人甚麼都沒有。沒有尊嚴、沒有自由、沒有將來。每天迎接他們的只有重覆的工序、低賤的工資、苛刻的廠方、差勁的環境、兇猛的通漲、向上流動的渺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迫瘋了他們。歷史真是吊詭。在一塊號稱正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土地上，工人卻如置身共產主義剛剛出現的十九世紀。工人一樣被剝削、被當作機器，暗無天日。富士康的一連十幾跳，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禍源被中共捧到天上去的改革開放。

回到共國天地開初，毛澤東奪權以後，壓根兒沒有打算繼承民國志士「天下為公」的理想，而是運用他百年一遇的號召力、讀通中國歷史而來的權術，在神州地上翻雲覆雨，化國體為私器。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毛澤東實現權力慾和共產空想的容器。表面上他在四九年以後做了許多事，但無一不是為了穩固自己的權力而做。有人說毛澤東得位以後變成了昏君，是非常天真。他似乎有許多愚舉，但事後看來，無一不是令他的權位安安穩穩的。中國在建國以後的「亂」，大部份都是毛澤東發動來穩固權力。四九年以後一連串的社會改造公程、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動亂，都將中國置於一種「擬戰爭」狀態。直至毛澤東魂歸地獄，中國人民都忙著參與一場又一場的社會改造戰爭，而沒空思考大局。從土改、反右、三面紅旗、到文革的十年浩劫，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戰爭。

在這場戰爭中，有人傷、有人死、有人倒下、有人上位，但不變的是毛澤東仍老神在在。要為極權政府樹立權威，萬試萬靈的方法是為人民制造假想敵。自四九年以後，中國人離奇的忽然多了一打敵人：地主是敵人、右派是敵人，之後連親大哥蘇聯又突然變了敵人。敬愛的劉少奇同志，在文革中變了敵人。孔子是敵人、美帝是敵人、西方國家亦是敵人‥‥‥四九年以後，中國人內有階級政治鬥爭、外有假想敵圍堵，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就更顯得重要。

毛澤東的做法是損人利己的陰招。他保住自己的地位，卻令全中國人都付出沉重代價。共產黨的社會改造，將傳統中國的複雜關係網連根拔起。家庭、學校、同鄉社團、工會，甚至黑社會，都被消滅，由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取而代之。於是，政治人沒有了以往多種關係的護翼，在共產黨面前尤如一絲不掛。在毛澤東時代，大家都只有政治屬性。你的政治成份，決定了你的社會地位，甚至生和死。於是，中國人自四九年以後，便成了一群「政治人」。政治人要互相鬥爭，對上以示忠心、夠紅夠左，才能安全。於是，連對付妻兒子女也絕不能手軟。政治本來是文明世界的東西，可它在毛澤東手中，卻成了一道令這個五千年文明古國頓成蠻荒的魔咒。你要保障自己，就要鬥人。你不鬥人，人家就鬥你。然而，在毛澤東死前這個蠻荒國度仍不至於大亂，因為毛澤東用更蠻荒的東西——軍隊、武警、特務、秘密警察、兇暴的群眾——來治理蠻荒。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即是釋放了共和國人民抑壓已久的蠻荒本性，帶來的不是富國強兵的現代資本主義，而是十九世紀粗曠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美其名是實用主義，實質上是漫無標準。一小撮人富起來，是哪一小撮，為甚麼是這一小撮？另外一大群又何時富起來？沒有答案。中國這條大船，就在船道也未劃好的情況下起航。鄧小平說我們已窮了幾千年，不能再等了，卻似乎忘了令大家窮得那麼要緊，共產黨自己也有份兒。鄧小平捨難取易，只改經濟而不改政治。一如北宋王安石只想富國強兵而不碰吏治，國家不得其人、變法不得其法，改革注定失敗。共和國戰時體制不變、法制不易、憲政不實，卻強推經濟改革。結果是西風一吹，沿海經濟特區風山水起，地方權力與外來資金交叉感染，結成錢權網絡，內以壓迫人民，而無所制衡；外則架空中央治權，王業於是蕩然。小小地方官竟然有膽大罵溫家寶，正是一例。

中國的傳統智慧：物極必反。反者，返轉頭也。但物極之後，它反了，目的地也是極——不過是另一個極端。改革開放解咒，令政治人變成經濟人。政治成份，不再是構成你社會地位的東西，今天，財富才是。於是，今天的中國人用以往政治鬥爭的狠勁去賺錢，通關節、走後門，層出不窮。假食、假用、地溝油‥‥‥為賺錢，無所不用其極，道義淪喪。以往為了政治成分，公開批鬥至親亦屬平常。今天為著經濟地位壓迫人家，便更是天經地義。改革開放，引來全世界的外資，實際上更是共產黨造就出來的特權階級加上全世界的資本家一起壓迫中國人。人家外來的資本家當然不會主動待工人好，可就是他們想，共產黨也是不許的。因為工人福利多了，可不是等於生產會慢下來？經濟成長已經是共產黨唯一能誇口的「統治成就」，死人都不可以動到這個關節。

共產黨為了維穩，就必須靠著外資發展經濟，但如此便造成了工人階級的苦難。共產黨越是維穩，社會便越是不穩——因為他們的統治方針根本是造成不穩的主因。在那些做得天昏地暗的工人眼中，甚麼是溫總口中的深層次問題？那個問題便是我看見自己的老闆在台上風騷地跟志玲姐姐跳舞，而我便在工廠裡面做得暗無天日，人生卻始終苦無出路；深層次問題是當中國人看著自己的領導人挾著中國的強勁經濟力量，在國際舞台上挺起了腰、指點江山的時候，卻看著自己仍然一窮二白，卻面臨著房價物價齊齊上升的壓力。中國盛世了，人民卻回到亂世裡生活。

大陸接二連三發生兇徒血洗校園事件。社會都說兇徒是瘋子。但一個盛產兇徒的社會能有多正常？人們好好的，不會突然想要砍人。人們抒發壓力，有千種方法。去到拿刀砍人的，總是長期受盡莫大委屈，又無從抒解。學園裡的稚子手無寸鐵，手無搏雞之力。對想砍人的人來說，是最容易的選擇。

這些「兇徒」淪落到只能把怒氣發泄在小孩子身上，必定是社會的最底層。中國社會從古到今，都是一層剝削一層。大家受了上層的氣，轉個頭就把氣出在下層身上。農村裡的一個小幹部，受了縣市長的氣，轉個頭便去村裡拿個農夫消遺，抓回一個心理平衡。普通人受了黨的氣，便又去找更低層的人給自己出氣。如此的社會結構，必然出現一些一輩子被人剝削，身處階層卻低無可低、無法找到出氣階層的人。他們受了氣，卻無從發泄，心理無法平衡。

魯迅的【阿Q正傳】便展示了一個類似的悲劇——故事中的阿Q被四周的人欺負，沒人瞧得起他。最底層的他卻發展出一種精神勝利法，歪曲自己的心靈以求立身立命。但魯迅的時代並不如「胡溫盛世」。魯迅的時代沒有「一小撮」富起來的人，借著父蔭、黨蔭，仗著國家機器，在窮人面前橫行霸道。魯迅的年代，一切——包括體制對人的壓迫——也沒那麼高效率。古裝片中的主角有時會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那聽來多好，多羨剎今人。眼下這個盛世中國，講的不是留人留人，而是走人走人。你們這些炒不起房子股票的賤民，最好走得遠遠的，別礙著老子發財。走走走走。社會、國家不再是為人民而設的，而是反過來要人民為它犧牲。這樣的社會不瘋狂麼？你又怎可怪它久不久就產出一些瘋子。

以往的中國，就是君主集權封建統治，對人的控制和壓迫卻是遠不如現代的。這個年代再沒有古代那種浪漫的「遠走高飛」。你走吧，去到另一個縣、另一個鎮，還不是共產黨的地方。以往山高皇帝遠。皇帝就是怎樣中央集權，要控制每一家每一戶百姓也是沒可能的。反觀現在的中共，就連貴州省貴陽市劉家村某某大嬸新婚後有沒有超生，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就是惡名昭彰的明代錦衣衛，又何曾聽過他們會擾到尋常百姓？然而今天的公安、武警，想搜你的家就搜你的家；真理部想刪你的博文就刪你的博文；今天的地方政府，想收你的地就收你的地；今天的中央政府，隨便編個罪名，想關你就關你。這樣的社會不瘋狂麼？你又怎可怪它久不久就產出一些瘋子。

這些正常人口中的瘋子，要砍的不是小孩，而是欺負他們的人、壓迫他們的社會。一次砍死十幾個小孩，讓他們的仇人——冷漠無情的社會——戰慄不已、惶惶不可終日，是這些阿Q唯一力所能及的控訴。被砍死的小孩子固然可憐，但有誰不可憐呢？盛世中的中國人，受了壓迫，要去到殺戮小孩和毀滅自己，才能在報章佔個小格、得到短短幾天的關注——他們一直希望得到的關注。有甚麼比這更可憐？

但當然，在中共的眼中，所有不聽話的人都是瘋子。上訪的也好、反動的也好、砍人的也好，都是精神病。你再敢說社會的不是，就連你也給關進精神病院去。在這個國度，無論你砍人不砍人，其實你也是一個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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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人們時常說，看在耶穌的份上，牧師和教會界不該與無神論的共產政權眉來眼去。牧師教會，理應信仰獨一真神，與信仰唯物鬥爭的共產黨就算不勢成水火，大概也沒有共同語言，發展不出感情。不過反過來看，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內裡又有不少相似之處。即使它們的成長環境完全不同，卻意外在神州大地成為了一對姣婆與脂胭客。

一：同樣的理論模式和推銷手段

基督教和共產主義推銷自己的手段，有異曲同工之處。你為甚麼要信基督教？因為你有罪。罪在哪裡來？人生而有原罪，因為夏娃和阿當吃了禁果。人有罪，為至聖的上帝所不容。人若不悔改認罪，死後靈魂會困在地獄裡受永火折磨。這個教義之狡猾和聰明之處，在於它創造了一個人人不能逃避的理論——原罪。在這個理論面前，人人都覺得自己殘缺而虧欠，充滿罪惡感。它令你急欲找尋東西根治自己的原罪。地獄亦當然是恫嚇世人的最佳武器，人人都怕死，更怕死後永恆的折磨。而治好原罪的解藥，便是投入基督教。

至於共產主義呢？它以棉密的理論解釋人類浩瀚的發展歷史。將人類發展史簡略為：最初的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最終去到不能解決的地步，必然爆發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將資本階級推翻，建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共產主義理論的狡猾和高明之處，在於它將人類在群體發展中的一切的苦難，歸結為另一階級的壓迫。按照理論所言，人類社會的每一次演變，動力都來自由受壓階級推翻壓迫階級的革命。這科學化——其實是簡單化——的歷史詮釋，對一般大眾來說，是極易被理解和接受的。它令你突然覺得自己、社會和整個世界都生了病、無比醜惡。你覺得袋中的鈔票腥臭、你覺得老闆格外的可憎。而改造社會和解決個人困境的唯一方法——便是投入共產主義。

二：同樣的領導及組織方式

基督教的上帝，從來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然而，二千多年前，被猶太教視為邪魔外道的耶穌出現了。他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猶太教，又以自己為核心開創了基督教的新時代。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剛才說到，因為人背負原罪，便與至善的上帝分離。而贖清原罪，只是一個手段，最終是為了跟上帝再次聯結。耶穌繼承並再度發展這個理論。耶穌藉著其死，贖清了全人類的罪。只要凡人願意相信上帝派遺獨生子降世，並為人類贖罪而被釘在十字架上、認罪悔改——信徒通過「因信稱義」，死後便能上天堂。於是，耶穌在其活動的短短幾年間，便完成了整個基督教系統，並奠定自己在教義中核心道統的位置。耶穌死後，門徒組建教會，以傳承耶穌象徵性的號召力，並以之聯結信徒。不同教徒對教義的解讀，造成教派的分裂。這些教會的領導者亦繼承耶穌的理論，並作自己的詮釋，以各據山頭，稱王一方。如東正教、天主教、新教、後期聖徒教會等等宗教字頭。

教徒待在教會，除了需要時時刻刻投身於宗教生活中，令他們得著安穩和滿足，消減對死亡和一切未知的焦慮。教會亦必然試圖掌控教徒方方面面的生活，以「屬靈生活」取代信徒的「日常生活」。許多基督徒苦苦掙扎的是，他們明明已不信教，卻離不開教會，因為他們所認識的、所需要的朋友，一切有關係的人，都是教會中人。教徒久而久之，徹底成為了教會的依存者。而教會生活給人的安穩，與外界迥然不同的氣氛、安全感，也令人們麻醉，令他們緊緊成為彼此的鎖鏈。

共產主義的領導者也與耶穌有異曲同工。每一個共產主義領袖都繼承並發展了原先的理論。列寧繼承馬克思、史大林繼承列寧。毛澤東亦另闢天地，用農村血緣混出新的共產主義。而後繼的鄧小平、江澤民、胡溫等人，都各自繼承並解釋共產主義來為自己的統治和政策找到道統。從鄧小平「黑貓白貓」的改弦易徹，是為一小撮人富起來的巨變先聲；後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帶領中國共產黨暗渡陳倉與資本主義珠胎暗結，產下混血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到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以「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發展社會的各個層面為指導恩想。「共產主義」每經一代，都被改造得體無完膚。但每一次改造的旗手，均建基於上一代的道統源流。

而在領袖之下的共產黨，既是一嚴密組織，也是領袖權力的具現化。共產黨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共產黨。共產黨以上級下屬的層壓方式組成。在最初，支撐共產黨員的是建立大同社會、共產天堂的理想，使他們在八年抗戰、國共內戰、抗美援朝、越南戰爭等戰役的戰場上，作激情而無謂的犧牲，而一切榮耀卻歸於紅太陽毛主席。共產黨員是不能離開黨，回到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以前的共產主義，的確給人精神的激情和滿足，這與基督徒謂之「心裡的喜樂平安」別無二致。故哥利亞用一顆石頭擊敗了巨人，而一窮二白的解放軍則在朝鮮土地上打得超級大國損兵折將，平分秋色。內裡巧妙，蓋因精神力量而已。

三：同樣自製敵人，以團結自我

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確立自己白臉的方法，是製造黑臉。又通過打擊黑暗一面來團結自己的信眾。基督教創作了有史以來最有悲劇色彩、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撒旦。據聖經所載，撒旦據天國三份一士兵叛變，被天主打落地獄，從此成為引誘人類犯罪墮落的一大奸角。然撒旦明知勝利最後總屬於上帝，卻每天仍花盡心思教壞人類，實為千古疑案。罪惡、同性戀、撒旦是基督教製造出來的黑臉。其他宗教，就更是邪魔外道。由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宗教迫害，到近代的道德運動、同志打壓，都是令基督教眾感覺良好，自以為得著真理大愛、高人一等的聰明手段。而信徒是絕不能離開的。因為在神的大愛之外，有許多洪水猛獸。沒有教友和上帝的看顧，綿羊是很容易誤入歧途的。於是，確保你繼續安穩地待在通往天國之路的方法，便是繼續信教、繼續上教會——當然別忘了十一奉獻。

共產黨團結自我的方法，你我不會陌生。「資產階級」是共產主義的大敵。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困難，都是因為有資產階級。所以無產階級對這些人民公敵的一切行為，都是天經地義。因為根據馬克思理論，受壓階級推翻施壓階級，是天經地義，歷史之必然發展。在共產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必有共產黨員清算迫害資產階級的過程。而倪匡當年做共產黨員的時候，就曾替一個即將行刑的資產階級寫上罪名：地主。這個人為甚麼要死？因為他是地主。地主就是一個罪名。這就與基督教認為同性戀是罪，天地不容一樣。同性戀為甚麼不行？因為上帝說不可以。為甚麼地主要死？因為共產主義說資產階級是萬惡根源。共產主義和基督教在通過打擊自己製造出來的敵人的過程中，極有效律地擴展勢力和團結組織。納粹盛極一時，與迫害猶太人、同性戀者等等人民公敵，亦有極大關係。

四：同樣宣稱自己為真理

基督教聲稱上帝是獨一的、真確的、自有永有的。而信仰上帝的基督教，自然為世上唯一掌握真理之宗教。故其他宗教，則全為虛幻。而基督教在教義上是不能被駁倒的。因為它環環相扣，互相證明，卻不能證偽，自成一個系統。所以「因信稱義」是極聰明的設計。因為你相信了耶穌為神的兒子，第一個關節便是真實。然後第二關節(如罪的存在)、第三關節(如耶穌為人類贖罪而死)等等，便自然緊扣，互相證明，成為一個龐大系統，儼然真理。

共產主義亦是如此。它將自己放到人類發展歷程的最終階段。它是唯一的真理。世界過渡到共產社會，是歷史走向的必然。正如奴隸社會被推翻，過渡到封建社會一樣。它將會實現，亦即未曾實現。未曾實現，即是不能證實。不能證實，代表不能證偽。它與宗教的死後世界類似。而人類社會多次轉變形態，即代表共產主義亦必然出現。人類社會存在苦難和壓迫，又代表革命必然出現。壓迫>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於是它以幾個理論組成部分，亦自成了一個龐大系統。在窮苦大眾面前，又似乎是唯一的真理。

五：成為正統後的相同異變

現今的基督徒和共產黨員能實踐多少其宗派之原始精神，有目共睹。就本地來說，多的是不談社會、關在會堂中救贖自己、快活開心地過「屬靈」生活的教會。壞一點的，便是蘇穎智、梁燕城、吳宗文之流。獻媚中共、愚弄教徒，座下教眾全為權貴親屬。他們口口聲聲坐擁一萬教眾，卻對社會黑暗、政權無道不吐一字。更有甚者如蘇穎智之流，同流合污，曲解聖經以北上發展教會「業務」。或如本地某大教會，在禮拜上軟銷隱型左派梁美芬，鼓勵信徒投其一票等等。而作為反動份子的耶穌，多次在聖殿掃場、指著法利塞人、猶太教權貴的鼻子大罵一番、教訓一頓大道理的精神，已花果飄零。教眾主流，不是打壓同志、迎合政府，就是為了傳教不惜歪曲科學事實、妖言惑眾、大講歪理，說出諸如家暴條例若保障同志，便會滿街愛滋病、大學生成為性奴的言論。更妙的是信徒為了宗教給予的鴉片——安全感，大多對這些糖衣毒藥並不警醒——或不想醒覺。高呼要行公義、好憐憫的前進基督徒，在本地只是少數。

至於共產主義呢？看看今天的北方強國，自是一目瞭然。自從改革開放，共產主義被操作成「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異化為一種比資本主義更窮兇極惡的吃人主義。嘴裡說的是讓一小撮人富起來，但實際上則是一人富貴萬民死。在中國的共產主義又與民族主義混種，鼓吹一種為了再現華夏輝煌、經濟發展，而毫無人性的盲目發展。沙土流失、水土污染、流毒千里、人民受害，也在所不惜。共產主義建立無國界社會的激情灰飛煙滅，借大漢族主義的殘肢來借屍還魂，成就一種陝窄的、與一戰後冒起的極權政府相似的極端民族主義。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加上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傳統社會環境，共產主義終於完成了由共產均富的理想，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恐怖過渡。

改圖：Clpro

韓寒自零零年開始活動以來，越見成為一個火紅的社會現象。韓寒的受歡迎，是一個社會現象。韓寒有多能成為一個現象，即反映大陸社會有多悲哀。人們眼中的正常和異常，取決於兩者的比例。正如在一個只有禿子的國度裡，頭上有髮的自是最最異常的。在一個視讀書考試為唯一出路，而在小孩子頭上加上許多壓力的社會，一個自動退學的伙子最是異常、引人注目——甚至可說是死路一條。在一個充斥著嚴肅的套話、空話、假話的社會，自然覺得說說幽默的真話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

韓寒在網路上儼然一個意見領袖，作品之點擊、銷量同樣極高。然而韓寒曾在他一篇(恕我忘了哪篇)雜文聲稱，他的文章只是給大家「解解氣」。看看點擊數字，可知多少人愛載韓寒帶給人民的解氣。韓寒的受歡迎，可不可以側面的折射出中國社會多麼的窒息、多麼的需要解氣？一個不過五官正常的人成了作家，在大眾眼中便成了英俊小生，可見文壇中人的尊容多麼趕客。同理，一個人人都不說、不敢說人話的國度，一個不說鬼話的人自被視為英雄。韓寒頭上自然有一個光環。在這個盛世之中，你就是名不經傳也好。只要你拿菜刀子去殺一個公安，你便成了大家眼中的英雄。更不要說是本已有名的韓寒，近年越見反動敢言，動作頻頻。

然而我不知道大家是看不見這現象背後的問題，還是不敢說。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韓寒，而是千千萬萬個韓寒。我們不是要只沉默的看著韓寒的文章解解氣，用點擊和人民幣來成就韓寒的名氣，最後將他推向烈士式的殉道——被公安拘留，再控以甚麼煽動民眾之類罪行之類。我們需要的是自己也起來說話，說真話，幽默或者辛辣的拆穿官方的套話、空話、假話。溫家寶影帝說要將中國建設成一個人民有尊嚴的地方。若有人去競選國家主席——若果，他應該說，我希望將中國建設一個不會視敢言的人為罕有、要捧他到鎂光燈之下獵奇的地方、我要將中國社會建設成一個最懦弱怕事的人都敢說真話、說人話的地方。

我希望的是有一天，大陸的那些火紅的「社會現象」可以稍微不那麼病態。

你在電視新聞、報紙上看見聽見上海世博四字的比例，大概與維園阿伯說話中的粗口比例差不多。彷彿世上已沒有重要新聞，報導人們對世博的一切才是正經。香港人如何看世博？憂慮上海要趕過香港？港人的思考恐怕還不到這一層。聞歌起舞、忽然關心，才是實情。就像奧運時大家都樂於熱鬧討論一番。但不要期望他們對輝煌背後的陰暗有何關心。上海搞這個宏偉龐大的建築，迫遷了多少百姓、殘害了多少人命，你不要細數。急就施工、拖欠多少工人工資、工傷賠償，你也不要追究。戲台搭好了，你只管閉上尊嘴看戲就是，不要掃老爺子的興。

我們要問的是：辦這個世博於人民何益。你問過麼？新聞談乎？這是最基本的問題。辦世博，即時的好處不外乎是促進經貿。我不去談世博是否可以促進經貿、促進多少。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為了富起來。中國富起來，但人民生活有真好過麼？他們袋子的錢多了，但要面對暴富貪官橫徵暴斂、房子土地被強行收回、尊嚴淪喪、身家財產朝不保夕。哪天你女兒被縣裡的大官姦殺了，你也無法追究。上訪京城，又被暴力打壓，還給你扣上精神病的帽子扔進病院裡去。中國人還迷信追求富強可以令社會更好。

改革開放如是、世博亦好，把經濟搞了上去，汝等草民別以為有得分享。國家日富，富的是特權統治階級有更多資本欺壓百姓。軍隊越強，強的是他們鎮壓屠殺百姓越有效律。奧運世博，辦的是國家的面子、國力的炫耀，犧牲的是許多有血有肉平民的利益。然而蟻民卻又是最高興的一群，前仆後繼地為它錦上添花、投身自己的黨國熱情之中、為一個又一個的「中國也可以」而沾沾自喜。被拉下馬的貪官徐其耀對中國人的的觀察實為灼見：他就是穿得多麼光鮮、手中拿著一個iPhone點點劃劃、滿口的流利英上——他的本質仍是一個農民。農民世世代代的特點就是鼠目寸光。喜歡看熱鬧，卻只用眼睛看，不用腦子想。他不關心自己的長遠利益，只在意眼前的蠅頭小利。誰能惑他以一剎那的輝煌，誰就會成功——所以你看毛澤東對農民說，幹掉地主、平均土地，立即一呼百應。哪管土改運動時便輪到自己家人死於政治逼迫。

看上海的這場戲搞得大爺們那麼有面子，別的土皇帝也看得牙癮，密鑼緊鼓的準備在自己的地方也搞上類似的。將來哪裡哪裡又搞甚麼展甚麼會、哪裡哪裡又辦甚麼運甚麼，又要百姓洗太平地、拆他們的房子、打擾他們的生活，你也別要驚訝。上海的世博還未完，廣東便又想申辦。沒完沒了的大型活動，有沒完沒了的民族熱情支持。港人骨子裡還不是一個一個農民。看著鋪天蓋地的世博新聞，便自然的覺得世博挺好、中國挺屌。那些被迫害的中國人不在傳媒的鎂光燈之下，對他們來說就不存在。

中國人對身邊的事物，千百年來，也是漠不關心，像屠房中的羊看著同類被一頭一頭砍死，而無動於衷。直到刀子放到他頭上，他才懂喊、才懂呼，才懂高呼蒼天已死。

插圖：新浪上海

賑災募款，藝人匯演，一直是香港的尋常風景。水災好地震罷，這類活動，是香港少數由上至商賈名流到下及某某某小朋友都樂於參與的集體活動。藝人歌手，也許苦口苦面、或者目無表情，唔知做咩，只要在台上歌上一曲，留個影子，將來都方便搏得愛國愛港的美名。這類慈善活動，台上的臨時拉夫，甩嘴走音，沒有所謂。只求在台上亮相，頭上放個「善心義演」的光環。自是免費的形象工程，又提高了善款數值。賑災活動是另一種形式的「超級無敵獎門人」，經紀公司受惠、藝人得益、電視台又顯得自己愛國。別要追究為甚麼倒的都是學校，死的都是學生。細節何需深究。台上的人，不過搵食。台下的人，捐了個錢，感覺良好。你問他這些問題，實在大剎風景。錢去了哪裡，你也不需知道。

我要是中國的地方官，也求神拜佛望著下一次地震是自己治下那片土地。每次有災，就代表大把鈔票。我的地方就成了全國的焦點，全國的寵兒。我做錯了甚麼、做錯過甚麼，都不會有人指責追究。若有，便以「全力救災」來胡混過去。天災人禍，在神州大地上，總莫名奇妙的成了領導人的政積。人民越苦，領導人頭上便越有光環。遠在南方的香港人，捐一萬元過去，蟻民大概拿到一百幾十，便得高呼領導英明，讚其愛民若子了。其實我們都很簡單，我們都只是徐其耀口中那些鼠目寸目、只顧眼前利益的草包子農民。事物的本質，斷不是人民所關心。加點民族盲情、唱個《龍的傳人》、《男兒當自強》、叫溫家寶出來流幾滴眼淚，大家便如痴如醉，哪管災區繼續暗無天日，成了個漁利的獵場。一切將如此運行下去，而大家每次也會恰如其分聞歌起舞。

想到永遠受苦的中國人，我不忍起舞。愛國愛港的你還不責難我沒有民族感情？

紅是你唇上的朱虹
是你臉上一抹胭脂紅

紅是孔子的敵人
是仁義禮智中的一道裂痕

紅是一襲
像裹屍布的晚裝
情慾放在肉身安葬

紅為我化上晚妝
是忠誠需要
還是因我有共和國的鈔票

不知我能為紅如何死去
英納雄耐爾在哪裡破碎
紅是眾人的慾念
英納雄耐爾最終也沒有實現

插圖：Budapest – Forza Comunista e Rivoluzionaria II

早前，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吳宗文發表一篇名為《為香港求平安》的演辭。文字版本一出，即惹來「外界」嘩然。為甚麼？也許我們也對蘇穎智之流那些「家暴條例通過大學生便會做性妓、周街都會有愛滋病」的偉論同樣嘩然。然而，在吳宗文面前，我又覺得蘇穎智只是個語無倫次的小嘍囉。因為相比起近年許多宗教界人士對公共事務的干預和言論，吳宗文這篇《為香港求平安》是最為機關算盡、居心叵測的一次。可謂是宗教人士宣示與共產黨合流的理論根據的一次完整宣示。故這次略為談論，以表自己對此之深切擔憂和關注。

via: 國度復興報(香港版)網站 – 新聞區

以神學概念包裝的政見宣示

該篇演辭，首先引用《羅馬書》之經文，力陳信徒應如旦以理一樣與地上的政府合作，「從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神學主張而重新定義「服從」的意涵——順從政權，順從固有的秩序。即文中「以不革命作為真正革命的手段」，以似是而非的神學概念，將盲從和麻木「阿Q精神」地包裝成對暴政的積極抵抗。大力主張基督徒「除了將審判的權柄賦予上帝之外別無他擇。至於審判庭的真正出現，這不可是世人的意圖，不可能與世人的暗中盤算有關。」意即地上的暴政、不公，自有上帝審判。平信徒只需「扶助執政者作成神的工作和造福社會」。這種心安理得的置身事外，亦暗合了儒家所說的「貧則獨善其身」、中國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文化傳統。

然後，此君話鋒突然由神學玄虛，轉到了一種民建聯式的政見宣示。大力肯定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治權」，否定理想主義的政治力量試圖改變任何「政治現實」。然後開始無限上綱，離題萬丈地將信仰民主、自由、人權妖魔化為一種「拜偶像」之行為。吳宗文的演辭，又揉合了所謂的「亞洲文化特殊論」，大講中共人士念茲在茲的「西式民主不能硬套於中國社會」，要「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

進而，吳宗文更進一步對社民連三子在議會中的抗爭行為、誨盜誨淫的蘋果日報作道德審判，高舉對父母輩萬試萬靈的「教壞青少年」旗織，以類比論證「後現代政治文化思潮」已入侵社會，最後更將香港自回歸後的一切社會問題歸咎於這種「後現代政治文化思潮」的入侵，而對特區政府無日無之的施政失誤視而不見。而反過來將市民對造成災難性政經問題的社會建制的不滿、衝擊視為問題的根源，是典型的共產黨式倒果為因。看官看到現在，大概已知吳君念著的，並不是單純的「讓我們以所投的一票將所有暴戾驅逐出立法會」的政治號召。更甚的是一種文化聖戰。是對基督教日漸失去政治特權、文化話語權的社會環境的一種反動。

對進步力量的反撲

由此篇演辭可以看見，近年宗教界對社會及政界的干預，非個別事件，而是一場有統一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的「權力復辟運動」。這個運動的基本理論，乃認為現代世界的政經問題、家庭崩壞、信念虛浮、消費主義、戰亂不息‥‥‥皆因為人們背離了基督教的傳統。造成這些問題的，不是複雜的社經因素、國際環境變化，卻是單純的因為——基督教在社會、文化、政治上放棄了陣地，讓位予進步和改革。所以，可以理解新保守主義運動，其實是一場基督教對進步力量的反撲。而本地保守宗教界的思路，基本上與美國為基、共和黨為首的右派新教一脈相承。

基要派、福音派的基督徒近年武裝自己為「文化鬥士」。他們欲重奪自己在社會、文化、政治上的地位。他們積極重掌話語權——出版如《天使心》之類福音刊物、不惜與政治勢力合流，以重新讓基督教勢力滲入政經界別高位，以在社會上有力地「拓展神國」。他們又積極地在涉及性、家庭等元素之公共事務上發言，以「正視社會歪風」。為此，他們更開始在教會活動上「暗銷」親教會及親北京人士。政圈就一直盛傳議員梁美芬是在「三個會」——教會、黑社會、工聯會——的支持下進入立法會。而之前提及的蘇穎智為了在內地興建基督教公園，將聖經解讀為記錄神和人的「和諧」關係，以投誠中共。

對這些一切惹人不滿的動作，他們是有理論基礎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基督徒在社會上執掌重要地位，以進行一場社會的屬靈改造。掌控公共權力，是為了藉此規管人們在性取向、生活模式、思想方式、家庭形式等等面向，將之導向基督教所許可的單一形式，最終成就社會的——「基督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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